“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这些词近年来被频繁提及，是因为它们涉及不同经济阶段的一个重大跨越。在工业革命之后，全球经济发展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用一张图作了很好的诠释。
（上图来自野村，华尔街见闻汉化。）
在第一阶段，最初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极为缓慢，农业产出无法大规模增长，全球人口总数也保持平稳。在这种情况改变之后，城市化进程开启，农民开始走入城市的工厂。
随着进城的劳动力数量增长，数量有限的有用工需求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大为受益。上图中直线DK就代表着雇主可以在不提高实际薪资的基础上，可以增加雇员数量的空间。这时，企业扩张的成本极低，而投资回报则极高。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资本回报的空间也从三角形BDG扩大到更大的三角形ADH，工人的总收入则从四边形DEFG扩大到DEIH。此时工人薪资并未提高，仅是工人数量的进一步增加。
不过在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企业家享受的这种红利开始消失，如果他们想雇佣更多工人扩大产能，就只能提高薪资，这就是上图中的K点，也即刘易斯拐点。
从刘易斯拐点开始，劳动力供应曲线出现上行，企业在对员工数量需求增加的同时，不仅需要增加雇佣人数，还要提高员工福利。工人总收入则从四边形DEJK扩大到CEML，因而消费能力也大幅提升，反过来又促进企业扩大产能并雇佣更多员工。
这时投资者可能会让渡一部分经济利益，以追求更高的绝对利润为主。消费者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推动了投资的爆发也带动了财富向无产阶级的再分配。与此同时，经济对通胀和利率水平也都更加敏感。
随着薪资的持续增长，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外国经济体相比缺口也越来越大，过高的国内薪资水平迫使企业在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
当海外投资能够带来更高收益时，企业在国内的资本支出可能就会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就业的下滑，这就会对薪资增长带来压力，消费者在支出上也变得更加谨慎，那些原本指望着薪资能够持续增长从而不断扩大产能的企业也要三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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