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际社会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功、社会进步经验和秘诀的兴趣日益增加。不少中国经济界人士也纷纷提出各种分析和推论，研究中国究竟依靠哪家“经济学”，才令国家在短短35年中，取得西方百年才可能取得的成就。近几年来，经济专家们提出了“新供给主义”、“新结构主义”等不同议题，纷纷引界内热议。而在此，笔者关注和讨论的是——“过剩主义”。
中国的“过剩主义”有极深的历史文化背景
“过剩”，是指生产单位生产出的产品超过市场需求而“剩余”的商品。其实这个概念十分模糊，没有给出更为科学、经得起市场推敲的定义。例如，超出市场需求量多少算“过剩”，库存多长时间没有卖出去算“过剩”？有许多商品在搁置3-5年后突然又成为市场宠儿，成为买方的抢手货，这些算不算“过剩”，由于国际贸易形势的突然改变，原本畅销的产品受到国际政治和政策的挤压暂时没有销路，是否也归为“过剩”系列？所以，对于“过剩”各国有各自的特殊背景和原因，不可一概而论。
至于中国的“过剩”更有着自身的特点，历史文化烙印深厚。中国自古就有“多多益善”、“有备无患”的从商持家理念，统治着中国企业界甚至影响到家庭主妇的持家待客。人们对中国人宴席上的“过剩”早就批声如潮，却难以撼动这个坏习惯，就是由于历史习俗常年积存而来。在过去的改革大潮中，百万民企老板面临“过剩”而无所作为，原因也正在于此。
因此，我们对中国的“过剩主义”不必大惊小怪，认真分析和引导最后加以合理应用，是有利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
“过剩”并非中国特有现象，美日韩都存在过
“过剩”并非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过剩”的冲击和困扰。我们将其称之为“过剩陷阱”毫不过分。特别是在中国，“过剩现象”遭到国内外一致的批判和警告，也是少数人断言中国经济会“崩溃”的重要论据之一。
其实，在各国经济上升阶段中，各类不同的“过剩”几乎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这在拉美国家的繁荣发展中出现过，在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中也出现过。即使在日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也始终伴随着“过剩”这个不受欢迎的“伴娘”。
既然“过剩“已经是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存在，就应充分研究和关注它的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合理利用并发挥合理的“过剩”，让它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让“过剩陷阱”成为通往新发展高度的“桥梁”。
必须承认“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过剩”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产能过剩、储备过剩和储蓄过剩。据了解，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九大(有的说是五大)产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光伏、风电和石油化工等，此几类也可称作是“过剩”的“重灾区”。
首先应当承认，这些所谓“过剩”产业，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做出的贡献最大。无论在解决就业、纳税和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方面，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成绩。中国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九大产业功不可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过剩”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们的产品、技术虽然被蛰伏数年，但是终究有出头之日。现在市场又在呼唤这些产品，它们又将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新的腾飞做出贡献。
中国在刚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就曾进口接受了许多在日本和欧美市场上“过剩”多年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有需求的时刻，正好拯救和帮助了国外众多濒临倒闭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产品 “过剩”，国内市场疲软，正好中国的需求帮助这些企业起死回生。另外，据发改委公布的信息，近期我国在加强铁路建设方面将再投入近九千亿元。试想，铁路每投资1亿元，就可以带动消费钢材3330吨。每公里高铁需要1.2到2万吨水泥。每建设1公里地铁，则需要至少1万吨水泥。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国际国内的需求，真应当庆幸，幸亏有当年那么多“过剩”，否则现在临时开厂办矿，早就错过商场的最佳时机了。
至于“储备过剩”和“储蓄过剩”，由于涉及的人群和社会效应和“产能过剩”有所不同，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影响不大。但是，这两种“过剩”对于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增强抵抗国际风险的综合能力具有“特种部队”的作用，不可轻言放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中国拥有“储备过剩”和“储蓄过剩”，才确保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能够稳步前行。“储备过剩”是国家强盛的标志，“储蓄过剩”则是民富的象征。有这样两个守护神，中国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腾飞远景。
不能放任“过剩”无序膨胀，应放到笼子里监管
“过剩”对于经济发展是功大于过，也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掌控这个“度”。绝不能放任“过剩”的无序发展和膨胀，也不能允许其占用过多的资源和生产力，把“过剩”也放到笼子里监管，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合理、有序、及时利用发挥“过剩”的潜力，应当是国家政策层面需要关注的重点。
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切新理论，无论是“新供给主义”抑或“新结构主义”，或今天所谈的“过剩主义经济学”，最终会被纳入“新常态经济学”范畴，这就需要各路经济界英雄好汉施展身手，通力合作，为中国经济长久繁荣，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理论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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